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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公司如何做政府关系?
日期:2008-10-28 | 分类:商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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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公司最赚钱的业务应该是帮助企业做政府关系的维护,这个钱不是谁都可以赚的,最初国际跨国公司进入大陆的时候,多半会聘请一些有特别背景的干部子弟。不过在美国,政府关系显然不是驻京办那样的跑部钱进如此简单。年初《驻京办主任》的小说热销,谈得是东北大省的驻京办主任,说不好听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当代的官场现形记。
今天看了一篇关于华盛顿的游说公司的报道,显然各有各的招数,不过第一次看到各个财团将公关游说的费用摊到桌面上,倒也开了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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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金融海嘯衝擊影響,美國各大小企業削減開支以度難關,但有一個項目的開支不單未減,反有增加,就是游說國會的開支,原因是政府與國會換屆在即,各企業必須防止通過不利於行業發展的立法。部分須向美國政府求援的華爾街大行,亦不惜為游說國會而花費數以百萬計美元。但此舉引起議員的不滿,要求立法禁止接受救援的金融機構再花錢游說國會。
國會游說是美國一項重要商業活動,每年涉及的經費數額高達30億美元,其中代表商界的主要組織美國商會,今年第三季便用3000萬美元於游說活動,較前一季度高出一倍。而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自年初迄今便在國會游說一事上支付了超過2.3億美元,大部分由代表華爾街大行的組織支付。雖然美國受到金融海嘯衝擊,各大小企業均須緊縮預算,但華爾街大行在這方面的開支卻不跌反升。
華爾街大行紛參與
據美國國會公布的統計數字顯示,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Bank of New York Mellon Corp.及 State Street Corp.等金融機構,在今年第三季的國會游說開支均較前一季增加,其中高盛的國會游說開支自年初至今達496萬美元,單在第三季則報104萬美元,高於4至6月份的98萬美元。State Street 和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的國會游說開支則分別是19萬美元和118.5萬美元,均高於前一季的18萬美元和114.5萬美元。雷曼兄弟在倒閉前亦用了240萬美元進行國會游說。
此外,兩家華爾街大行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團在截至10月中每家均動用了近400萬美元進行國會游說,成為游說開支最多的金融機構之一,甚至被美國政府接管的房利美和房貸美,單在第三季的游說開支亦達130萬美元。而另一個金融業游說組織 Securities Industry and Financial Markets Assn. 則表示,今年第三季的國會游說開支較前一季增加了40%。
先發制人影響立法
分析指出,金融危機加深之際,金融業卻增加國會游說開支,主要原因之一是要在國會討論加強監管金融業前先發制人,防止不利於行業發展的法例通過。美國下月大選,新總統和國會議員將於明年1月上任,金融業界自覺不能在新政府和國會的政策制訂過程中沒有自身聲音,因此加緊在選舉前採取行動,通過游說團將行業的立場向未來政府官員和議員交代說明。此外,金融業界亦因國會威脅訂立新的金融監管法例而感到擔憂,因此更加積極進行游說工作。
不過,華爾街大行的高調游說行為,已引起部分議員的不滿,尤其多家動用巨額游說經費的企業,例如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團等,正接受政府的救市資金注資,令人感到這些企業不單要政府救援,還要阻止政府立法監管,公帑被白白浪費。為此,有議員宣布計劃,要求撥給財政陷困機構的政府或聯邦貸款,禁止用於國會游說之上。他們指出,金融機構接受公帑援助逃過破產厄運,卻又用來自納稅人的巨額資金支付游說團阻止國會立法,逃避納稅人的監察,這是完全說不通的。
承受壓力暫停活動
事實上,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美國國會議員已關注到房利美和房貸美在國會游說上的巨額開支。因此,當財政部宣布接管該兩家房貸機構時,其中一項條件就是禁止它們再進行國會游說活動。在強大的壓力下,獲美國政府出手相救的美國國際集團(AIG)亦於上周宣布,將暫時停止所有的國會游說活動。該公司發言人表示,公司會詳細審視所有行動和開支,以確定花費的每一分一毫都是用於令公司轉虧為盈,並將所有的錢歸還給納稅人。
利益代表影响力大
國會游說活動,堪稱美國政治的一大景觀。有政治學家表示,美國政治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互動,因此當地的諸多行業、企業、團體等爭相組織自己的游說隊伍或代言人,在國會爭取有利於己的立法,由此構成圍繞美國國會的游說業。
美國游說業的中心,是華盛頓特區的K大街。據統計,在華盛頓登記專業游說公司有近四千家,說客超過八千二百人,客戶總數則達一萬。分析估計,若把許多沒有登記的說客和他們的助手計算在內,華盛頓的說客約有四萬至五萬之眾,而華盛頓市的人口才一百萬左右,反映游說業在該市的重要性。此外,全球有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在華盛頓僱用了公關公司,並有五百多家公關公司登記為外國代理人。
游說業在美國擁有極大影響力,關鍵在於許多說客都是響噹噹的重量級人物。例如曾在1996年與前總統克林頓一較高下,競逐總統寶座的共和黨前參議員多爾,在競選失敗後就留在華盛頓加入了游說行業。像多爾的例子多不勝數。對於這些退休或競選失敗的國會議員,以及曾在國會任職的重要行政官員和職員來說,游說業實際上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收入豐厚的「再就業」機會。他們利用一輩子與國會打交道之便,對國會運作極其熟悉,而且與現任國會議員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可以為後者提供處理複雜議題和提出立法動議的重要訊息,因而能夠發揮巨大影響力,為各利益集團服務。
投资换取高回报
國會游說活動的投資動輒數以百萬美元計,雖然數額巨大,但與其可能得到的回報相比,卻是九牛一毛,因此各企業或團體均不惜豪擲巨資,積極進行游說。一方面,那些頗具爭議、競爭激烈、最令國會頭痛的議案,往往涉及各方面的利益,那些與此議案利害攸關的社會利益集團,因此願付出高額報酬,以換取游說團隊為其在國會立法中爭取利益。另方面,當某一議案將衝擊某一行業或企業的利益時,游說團隊亦會生意興隆起來。
例如本月1日美國參議院就7000億美元救市方案投票前夕,除了金融業的說客外,國會亦被來自餐飲業和太陽能業等行業的說客包圍。這些說客力挺法案的新增條款,游說議員支持修改後的救市方案,因為新增的擴大減稅政策的確可為餐飲業和新型能源業帶來不少利益。若救市方案獲得通過,新成立的餐廳或裝修現有餐廳的商戶,就可提前享受低稅優惠,而不必根據現行標準等候近四十年之久。
另一方面,根據美國法例,游說公司的游說費用要向國會參眾兩院報告,包括與游說相關的日常開支,如工作人員的薪酬費用、辦公費用、支付給其他有關公司和企業的費用、基礎性準備和協調游說活動費用等,都要詳細列明。但實際上,仍然有大量的游說費用並未被統計到公開的報告內,例如共和黨前參議員多爾競逐總統寶座失敗後轉職任說客,實際上肩負着為委託人提供重要法律與策略諮詢工作,但卻沒有正式登記註冊,並在游說活動中故意避開與參議院議員或其他立法官員的直接接觸。這樣,相關的游說費用就可免於向國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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